世界读书日于1995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设立，号召人们重视读书、发掘阅读之趣。放眼中国，推崇阅读的社会风尚古已有之，不断传承，从未间断。

　　在古时，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几乎一以贯之地重视读书，形成了“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文化传统。

　　在现代，如何延续优良传统，升级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阅读设计在中国》，由东莞图书馆主办的同名展览资料汇编而成。通过“阅读载体材料的革命”“文图信息传达形式的转向”“阅读场景与读者的交融”三大视角，宏观呈现中国阅读发展史脉络，探索书籍的发展形态与阅读的未来走向。

　　本书分为三个篇章。“纸与屏”，从广义书籍的载体形态出发，梳理书籍演变的全过程。每一次材料的革命都极大降低了书籍生产的成本，扩大了知识传播的范围，社会越来越“读得起”。

　　“文与图”，从读物的图文关系入手，总结在不同历史时段图文互相配合、增进阅读理解的基本特征。图文搭配，越来越让读者“读得懂”。

　　“场与人”，任何阅读都发生在一定空间当中，作为因阅读而存在的公共空间，图书馆的使命之一就是促进阅读。因而其环境、氛围乃至所有活动，莫不为读者乐意亲近、真诚认同而设计，即让读者“读得进”。

　　作者简介

　　东莞图书馆，馆藏359万册纸本文献和150多万种电子图书等数字资源，开展文献借阅、数字资源、参考咨询、社会教育和阅读推广、地方文献保存开发与利用等多类型、多层次服务。先后获中央文明委授予的“全国文明单位”、东莞市政府授予的“东莞市政府质量奖”、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部颁发的“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等称号。

　　精彩书摘

　　序言

　　阅读设计   为了理解

　　工具、语言、社交、学习、直立行走等在定义人类这一物种的特殊成就、特殊地位、特别身份的过程中，都曾扮演过近乎排他性的角色但动物生态学、动物遗传学、动物行为学诸多新兴学科积累的大量观察、实验数据显示，原来以为可作人类身份表征的那些特质，不仅在海陆跟人类亲缘关系距离较近的哺乳动物中都有发现，在一些鸟类，甚至在不同昆虫中，也有无法否认的存在证据。人类所具有的种种能力，与动物相比，顶多体现出精巧细致规模程度等量上的差别并无质的不同。

　　150万年前，早期原始人制作了一种需要更成熟智力因素的工具——阿舍利手斧，有了这种形式手斧的帮助，直立人开辟了比早期能人更为广阔的生态龛，为以后的活动面积扩张奠定了遥远的根基。以后上百万年的时间里，除了人工取火这一极其有用的发明外，人类在工具的发明、创造，甚至改进方面，并无明显的成就。

　　在以百万计的长程中，几乎水平不动的演化曲线之下，是地球生命最为复杂的大脑演化。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论证说，人类大脑的演化是地球生命历史的四大转折点之一（其他几次转折是生命的起源、真核细胞的出现和多细胞生物体的出现）。每个人的大脑中包括大约等同于银河系恒星数量的10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又和其他100个神经元相联，形成惊人复杂的网络。只占体重2%的大脑，却要消耗一个人全身能量的20%，这就给直立行走决定了的窄警女性制造了一个堪称“鬼门关”一般风险的生育难题——直到今天，尽管有发达的现代医学帮助，人类自身的生产从生理上来说，都属“早产”，婴儿必须“三年不免于父母之怀”，人类幼态持续的时间之长，在所有哺乳动物中，高居榜首。人类“大脑”巨大风险的演化策略，回报同样惊人：他们的行为越来越能适应各种复杂的生态位，尤其是促进了人类语言的发育。这表面上近乎波澜不兴的遗传变化，为人类从非洲一隅扩张到全球及在距今1万年前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跃升，做好了生理准备。

　　一条粗粗的时间线，大约可以描绘人类演化的轨迹；

　　150万一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采集、渔猎；

　　1万年前后，新旧石器之交，发明农业；

　　5000年前，文字发明，大河文明出现；

　　3000年前，典籍出现；

　　1000年前，现代印刷术出现；

　　150年前，现代大众传媒出现；

　　40年前，激光照排出现；

　　…………

　　可以说，人类文明从缓慢递进到加速递进的转折点是文字的出现，从加速递进到飞速发展的标志是印刷术的出现。文字的发明、读物的出现，使人类的经验可以突破短暂时代和狭小地域的禁锢，向四周传递，为未来奠基。知识的叠加、利用生产，成为人类演化过程中堪比基因的伟大力量，因而古今中外伟大的思想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把阅读当作一种可以解决人类克服环境制约的方式来加以歌颂——阅读“不仅可以充当一种强大的交流媒介或娱乐资源，而且打开了通向所有重要事物的知识之门”。

　　在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阅读便一直刺激着个人主义的觉醒。可以说，是古腾堡印刷术即时放大了文艺复兴的成果，使新教改革者的声音迅速为公众知晓，并立刻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最终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使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改革在欧洲尤其北欧站稳脚跟，与有千年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平分秋色——早于路德一个世纪的杨·胡斯与路德的主张极其类似，同样呼吁革新教会，对罗马天主教会通过售卖“赎罪券"等敛财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结果他被教廷处以死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声音所影响的公众数量相当有限。少了路德恰逢其时的印刷术的护航，支持并声援胡斯的社会力量在罗马教廷面前就弱小得不堪一击。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把读者视为理性和进步的主体。欧洲，尤其是西欧很多地方，“热爱阅读”蔚为时尚，阅读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看作是具有内在自足价值的行为。19世纪，阅读更被视为一种个人自我完善的方式。即便在20世纪，伴随着诸多新式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加上欧西自苏格拉底以降不绝如缕的口传文化崇尚，不知不觉中，人们开始质疑与贬低传统意义上读写能力的独特性与文化权威性。饶是如此，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主体上，读写能力除了被看作是一种用来获得启迪或娱乐消遣的手段外，还被视为一种有助于消除贫困、摆脱经济困境实现自我和家庭地位提升的重要工具，以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向全球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70年代可以看作全球文明面貌的一个转折期，从那时开始，随着社会的渐次信息化，“终身学习”“自我教育”“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等概念及相应制度、资源、行为，也渐次铺开，不断深入和强化。而所有这些相关学习和教育的最基本方式，就是阅读。具体到公共图书馆而言，场馆从封闭走向开放，借阅由闭架转向开架，资源从重典藏转为重利用，读者资格从诸多限定转向无门槛，服务由静态阵地转为深入社区服务内容，由简单借阅走向推广阅读。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东莞图书馆2020年策划组织了大型展览《阅读设计在中国》，旨在梳理阅读设计的历史脉络、当下成就，为推进中国未来的社会阅读探索方向。

　　“阅读设计在中国”，如题所指，包括三个关键词:阅读、设计、中国。“阅读”和“中国”，相对直观——“阅读”是因为文字的发明、文献的诞生而有了读者的阅读行为；“中国”虽然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内涵相交但并不完全重合的意义，但因为我们有边界清晰的政治实体和阅读所需的独具一格的汉字形态，基本上不存在太多歧义。最难以界定清晰的是“设计”，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设计”，是工业文明开展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甚至直到20世纪中前期，作为制造业、服务业中一个可以俾使产品、服务增值而渐渐兴起、扩大并慢慢具有独立价值的重要领域，简单来说，是在供大于求、买方市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之后，才可能被关注、才可能存活、才可能壮大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现象。

　　具体而言，“设计”就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必须针对用户的期望、需要动机，使之体现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上，从而使产品和服务符合市场的需求，能满足用户对产品形式、功能、审美、价格、操作等诸多方面的要求。简而言之，“设计”是有意而为，是为在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上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而有意识地努力。在互联网的工作环境中“设计”将越来越强调买方的参与和互动，产品的生产方和服务的提供方将越来越重视消费者的用户体验，在不断反复的正向反馈中，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快速迭代。具体到中国图书馆所要推进的阅读行为，我们拣择、组织、供给的资源与服务，都应该能促进读者对阅读内容的理解与汲取，促进自觉读者群体的成长、形成与稳定。因此，我们认为，从文字开始以文献奠基，以阅读而深入而扩大的人类文明当中，中国阅读有其鲜明甚至独具的特色。

　　在人类文明的几大源头当中，基于象形基础之上的文字体系，唯有汉字文化圈绵延未断，“六书”造字的3000多年实践中，核心的“取象”依然具备无差别的“可视”特征，高效之外，天然富于造型设计的要求，是真正“可以对着眼睛说话的文字”。对于人类这高度依赖视觉获得环境信息进而决策、行动的物种而言，汉字简约、高效、高集成度，相比拼音文字的比较优势，可以说是不证自明的。作为造纸术、印刷术故乡的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为丰富而延续的文献体系，其文化特别的人文性更从天子至庶民，几乎一以贯之强调读书，除了极少数极短的时间如秦之焚书外，对藏书和阅读的强调以至形成了悠久的社会风尚，即所谓“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传统。

　　左右了现代社会之前的西方的神权政治，从未凌驾在世俗中国之上，因此，我们就无需担忧印刷术会造成经典支离、教会分裂、教民离心和史不绝书的宗教战争。与西方在印刷革命后的500多年来依然强调、尊崇的口传文化相比，中国乃至汉字文化圈明显更为偏向印刷文本，更信任白纸黑字，自宋元以降持续到晚清民国遍及全国的团体如“惜字会”、普见于城乡的“字库塔”就是明证。楹联、碑记、摩崖、匾额、乡约、民规、书画、合约、请束、婚书、墓志、中堂、庚帖、斗方、便面，宫殿、民居、寺庙、道观、学宫、书院、私塾、会所，官方或者民间，方内或者方外，几乎在任何场所、任何时段、任何载体材料上，都可以见到充分体现汉语（包括各种汉语方言）孤立语特征的汉字书写。我们尊崇的阅读传统背后，有着充足的资源支持。

　　《阅读设计在中国》展览分三部分。“纸与屏”，从广义书籍的载体形态出发，梳理书籍演变的全过程。可以说，每一次材料的革命都极大降低了书籍生产的成本，扩大了知识传播的范围，社会越来越“读得起”。“文与图”，从读物的图文关系入手，总结在不同历史时段图文互相配合、增进阅读理解的基本特征，或者说，图文搭配越来越让读者“读得懂”。“场与人”，任何阅读都发生在一定空间当中，图书馆就是因阅读而存在的公共空间之一，其使命之一就是促进阅读，因而其环境、氛围乃至所有活动，莫不为读者乐意亲近、真诚认同而设计也就是让读者“读得进”。

　　因此，《阅读设计在中国》一书，也分为三个篇章，相比展览展期和展区必须在场的时空限制，作为图书就有更为广阔的腾挪空间，有更大存世的可能。当然，缺少展览现场那么大的单幅体量，也就少了现场那么强烈的视觉冲击，这，大概就如粤谚所说，“针无两头利”吧?不过，展览也好，图书也好，目标和任务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理解阅读、推进阅读、鼓舞阅读、丰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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