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影流金——新中国广东电影艺术史》一书，溯源光影七十余载，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电影各历史阶段的创作实践，用经典影片串联起粤影流金的风华岁月，以及光影背后的文化积淀与时代精神，展现广东电影与社会、历史的深度对话。
《粤影流金》是一部“以电影作品为主线的电影史”。书中以时间为轴，选取具有时下公众口碑、曾获重要电影节奖项、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等经典影片，如《南海潮》《七十二家房客》《三家巷》《熊出没》《雄狮少年》等，通过对这些电影作品进行深入分析，串联起广东电影的发展脉络，展现其在题材拓展、风格探索、叙事方式和地域表达等方面的独特贡献。
书中既注重宏观历史的叙述，也不乏微观创作的细腻表达。在内容上侧重于以具体的电影作品为结构主体，表述上不避讳使用感性语言，“精读”与“泛读”相结合，“印象批评”和“学院派批评”相结合，个人见解与既往“公论”相结合。所呈现的不仅是广东电影七十余年的光影历程，更是人生百态、地域风貌与艺术理想相交织的世间万象。
作为一部融合史料整理、影像解析与文化评述于一体的电影艺术史著作，本书既具学术价值，也具普及功能。对于普通电影爱好者而言，是一份翔实可靠的历史档案、观影指引；对于影视相关部门的从业人员，则是一份“课外参考读物”，是研究广东电影、了解中国区域电影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作者简介
郝朝帅，博士，学者，影评人。专注中国当代电影与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新世纪中国电影中的认同建构》等，文艺评论散见于《光明日报》《文艺报》《解放军报》等主流媒体。
精彩书摘
绪论
作为千年商都、开放口岸，广州的电影生活开始较早。今天，人们普遍以“1895”作为电影诞生的标志，当时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咖啡馆放映了第一批纪实短片。中国电影以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京剧影片《定军山》作为起点，而广东电影的诞生，则以1924年黎民伟兄弟的民新影片公司在广州西关拍摄第一部故事片《胭脂》为标志。但史料显示，广州在开始尝试拍摄电影之前，其实早已经有了一段不短的观影历史了。这种先行一步的“市场培育”，一方面为广东电影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较早形成了市民阶层的“电影文化”，可另一方面，在本土电影产出尚且阙如的情况下，当时放映的只可能是西方（更具体说是好莱坞）电影，这也在起点处提高了观众的鉴赏水平，引领塑造了他们的“期待视野”。这对于刚刚蹒跚学步的本土电影而言，似乎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黎民伟兄弟开先河的民新公司在广州只运营两年便迁往上海。除一部《胭脂》外，民新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还拍摄了大量国民革命新闻纪录片，作为该时期独特的电影类型，其保存了大量非常珍贵的关于孙中山和国民革命的影视史料。民新之后，1925年，梁少坡和梁少杰在广州西关投资成立钻石动画片公司，因资金困难，拍摄两部影片之后也旋即停业。1926年后，广州先后出现光亚画片公司、天南影片公司、百粤制片公司、广州画片公司等电影制片公司，但大都经营时间不长，多数公司处于速生速灭的状态。所拍摄的影片不仅数量少（很多公司甚至只拍摄了一部电影），还普遍入不敷出，未能形成产业规模。其中原委很大程度上是先行一步、业态更加成熟的电影放映商们大量引进了同时期的美国影片，自然对本地当时尚处于“学徒”水平的自摄影片形成降维打击。同时，当时的政府开始加强对电影制作与放映的管控，提高对电影业的征税。而且，当时的电影内容创作也处于拓荒阶段，并没有找到有效运用“西洋镜”反映本土文化特质和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法，从电影主题到类型风格，多是跟着好莱坞亦步亦趋，难免感觉东施效颦。
到了20世纪30年代，广州电影业迎来高速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日寇入侵，国内文化界民族主义高扬，国产片、左翼电影、教育电影、粤语片等一波接着一波，广州影业从制片厂到影院都呈全面爆发之势。新开张的电影制片厂为数众多，仅在1932—1933年间即成立了二三十家电影公司，影片创作也更加多样化，有声电影逐渐取代默片，社会片、教育片、武侠片、诙谐片和国防电影等类型激增，其中武侠电影一度繁荣。广东出产的电影在数量上超过香港，截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产量达34部。但整体而言，此时电影制作业依然规模较小，存活期较短。反映在影片放映端的态势则是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国产片与进口西片形成了激烈竞争。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电影业遭受重创，本土制片公司纷纷迁出，而日伪政权则扶持成立制片公司，大肆宣扬日本帝国主义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同时广州电影院面临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影院或被战火摧毁，或被侵略者强占，或经常被日伪骚扰。部分幸存的影院扛住日伪各方的压力，放映少许抗日电影。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粤语片，比如《木兰从军》。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广州胜利光复。战时散落各地的制片厂纷纷归穗，制片厂与电影院逐渐恢复元气。在此期间，本土电影“在自办影业的粤剧名伶和迁港避难的上海影人的努力下，以戏曲片和伦理片的苦药，温慰在连年战火中妻离子散的劳苦民众的破碎心灵，由前期的注重艺术功利价值，转为更注重其伦理价值”。
概言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作为民族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电影业的命运密切呼应着大时代的命运，裹挟其中起起伏伏。而对于南粤电影业而言，无疑存在一种“高开低走”的无奈。有研究者言，“1927年南京政府的成立，令广州电影业的发展丧失第一个契机，与上海电影的距离彻底拉开；1937年战争爆发，广州电影丧失发展粤语片的第二个契机，1941年才突然沦陷的香港电影不仅接收了广州的影业机会，还接纳了不少上海南下逃生的影人，反而扩大了自己的实力”，香港电影自此领先广州，成为区域电影的中心。电影作为一种为大工业时代催生的大众文化品种，对于商业高度发达、消费文化兴盛的广州来说，这种高开低走也算是一声叹息吧。
不过尽管广东早期电影业起起伏伏，没有形成过稳定的全国性艺术和产业中心，但一定程度上早早扎根的电影文化，奠定了日后广东在中国电影产业的群星荟萃、英杰辈出。从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郑正秋、现实主义电影大师蔡楚生、党的杰出的电影工作者陈波儿，到剧作家陈残云，巨星吴楚帆、胡蝶、阮玲玉、谢添……这些来自岭南大地的优秀影人，都是从广东出发走向世界，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建功立业，为广东电影留下了朝霞初升的惊艳，也昭示着广东一直都是中国电影业的一片沃土，孕育着生生不息的潜力。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全新建构，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面临着彻底的重塑。在巨大而深刻的整体性社会变革中，中国电影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文化品格、美学追求，都与新中国成立前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高歌猛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潮中，广东电影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故事。当然，对于新中国电影而言，广东电影是后来者，比不上早期的“四大厂”（长影、北影、上影、八一），但1958年才正式出发的“珠影”堪称澎湃汹涌的“后浪”，在一众后起制片厂中风骚独具，接连不断为中国影坛奉上经典名作。
这，就是当代广东电影艺术开启的时刻，是本书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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