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洪流中，书评如同散落于纸页之间的微光，折射出文学与时代、批评与阅读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
《近现代文学批评主体与客体：以期刊中的书评为媒介》一书，以近现代期刊中大量散见的书评为切入点，细致分析批评主体（批评者）与客体（被评作品）之间的互动逻辑与历史演变，是一部立足文献、观照批评实践、探讨文学知识生产机制的学术力作。
本书文笔沉静，见识深邃，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冷僻中探本源。它不仅关涉文学史的再书写，更为我们理解文学批评如何塑形文化记忆，提供了另一种深刻而有温度的路径。
本书作者通过大量书评文本的梳理与分析，揭示书评作为一种特定文体在文学场域中的地位与功能，考察其如何介入文学评价、引导阅读趣味、建构文学价值。同时，书中细致辨析批评者与被评作品之间的关系演变，展现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批评权威的形成路径、阅读共同体的转型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背景。
全书既有对批评范式的系统思考，也有对重要期刊与代表性书评的深入剖析，力图在文学批评史与期刊史之间建立起富有张力的研究视野。借助媒介研究的视角，作者将书评作为连接文学创作与接受的桥梁，提供了一种理解文学现代性的新路径。
本书融文本细读与宏观视野为一体，兼顾理论问题意识与材料史料价值，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的理解，也为期刊研究、出版文化与知识传播史等相关领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路径，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及批评史者不可多得的参考之作。
作者简介
汪注，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在站，现就职于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现象研究，已出版专著一本、文学史料汇编一本，发表论文、参与各类项目若干。
精彩书摘
绪 论
近现代期刊书评及其与文学批评的因缘（节选）
期刊书评的出现
期刊书评以中国近代期刊为宿主，是书评与期刊结合的产物。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期刊书评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不早于1857年。1857年1月，《六合丛谈》登了一篇《约书说略》，向读者介绍基督教经典，7月，题名为《造表新法》《地志新书》《戒烟新书》的三篇书评被陆续发表，这被视为中国期刊书评诞生的标志。首篇专以文学著作为批评对象的期刊书评乃是李增迪所作《重选〈沧江乐府〉序》，时为1873年，距期刊书评在中国出现已经过了16年。
期刊书评最初被西方来华人士、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用以介绍域外科技、文化、外交、军事知识，传播宗教，如王谦如《〈西国农政说〉跋》《读〈中西关系略论〉谕后》《〈电气镀金〉序》《西历十二月所读之书：民数记》等。与它们相比，文学书评的数量明显多于非文学书评，例如，愿为明镜室主人《读〈红楼梦〉杂记》、彊恕堂《〈潜园居士文集〉序》、红杏词人《林烈女诗并序》、王曾翼芍坡《居易堂诗集：读魏晋史杂咏》、闻妙香馆主人《〈梦游香国记〉附河间赵梦符孝廉（松）跋》等，文学书评在《瀛寰琐纪》《四溟琐纪》《益闻录》《万国公报》《字林沪报》等期刊的书评类文章当中所占比重最大，并常出现在整版刊物的前部，对于读者而言，相当醒目。
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他们开始执期刊书评之牛耳。据徐一士回忆，梁启超之所以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日本出版《新民丛报》，设“绍介新书”栏目，目的在于指正日本书籍转译为汉文所产生的讹误，提前为译介者评定日本书籍良莠，按照原书的“程度浅深”决定译介顺序。“绍介新书”栏目的开辟因此成为期刊书评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之一。
初期书评奠定了书评的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书”概念的泛化。评者从不曾关切“书”是否已出版、是否辑成文集，而是将“书”等于文学作品及具有文学审美性质的非文学作品，除了相对“标准”的文学类“书”，如《雪轩诗集》、《杜少陵集》、《红梅阁传奇》、《剑侠传》、《花月痕》、《梧笙馆唱和集》，历史书籍、人物传略、报告文学也可以成为“评”的对象，《〈明懿安皇后外传〉并叙跋》、《读〈汉书·吕后纪〉书后》、《读〈宋史〉有感》、《〈交涉纪事本末〉序》，因而屡见不鲜。
其次是“评”具有高度自由。书评者不给自己设置思想、观念、方式上的限制，申张自己不平则鸣、有感而发的天然权利，或嗟叹原著者遭遇、赞叹原著文辞之美，或感慨兴亡更替，倡言文明革新，寄寓并表达自己的文学观、文化观、审美观、人生观和意识形态。
“评”的自由还体现为一“书”多“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始末的回忆录《中东战纪本末》甫一问世，便被林乐知、王韬、沈寿康从不同角度加以评价，三人当中，林乐知同时也是该书汉文版的译者。作为一个对中国深有好感的西方人，他自述翻译原著的目的在于“振兴中国”，认为中国虽惨败，但“断无可灭之理”，盼能“幡然一变其故辙，综计云蒸霞蔚之盛”，期望统治者整顿财赋、培育人才，以求再次雄霸亚洲。王韬身为著名记者、开明派，本能地厌憎日本得胜之后的嚣张气焰，感谢林乐知“之作此书，盖欲中国之自强而发也。原始要终，因端竟委，挈领提纲，具存微指”，警示国人不能自以为“难已息矣，事已平矣”，而“仍复虚憍之气中之，自足自满、漫然无所动于其心，因循苟且如故”，辜负林乐知译介此书之厚意。沈寿康则称道该书内容之客观，以及林乐知为华译书的深情厚谊。
“评”的自由还体现在体式上和书评者身份上。书评者不计较书评的体式，“书”“书后”“序”“跋”与十余年后陆续的“读后”“读后感”“随感”“随想”等，都是书评的具体形式，与之相应，书评文章的字数、文体、表现手法、修辞手段等都不成为问题，书评者既可随感而发、挥笔而就，也能心意独蕴、刻意为之。书评者自身也不存在固定的界限，他不单单是“书”的评价者、阅读者，也能是“书”的作者、编者、译者、校者、出版者。换言之，处于“书”的生产、流通环节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自然具有评价权。
“书”概念的泛化与“评”的高度自由结合在一起，使书评自诞生伊始便具备了开展文学批评的巨大能量，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批评方式三者同时的“不设限”，为书评者言所欲言、畅所欲言提供了保障，也为批评者将林林总总的“书”纳入批评的范畴扫清了障碍。
期刊书评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价值
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的内容非常丰富，文学思潮研究、文学社团研究、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文学理论与观念研究等等，都被囊括其中。所有的研究小类最后都要从具体的文作、文作的生产者、文作的批评者那里找答案，而期刊书评正是三者之间最紧密的纽带，“从阅读到批评，本来是一条道路。为了方便，如果在两者之间架一道桥梁，那就是书评”。
从1873年至1949年底，几十年的累积使期刊书评的体量足以完整、全面地反映文学批评的实情，再现文学批评演进的现场。它是文学批评研究的原点，也是出发点。期刊书评在宏观上记录下了各时代文学批评的演化路径、批评热点，批评者的总体价值取向、思想倾向等，在微观上记录了单个书评者所持的批评立场、批评态度、批评方式，单部书在不同书评者那里所受的批评、它所受的批评的转变轨迹等。“书评确是文学批评的应用，确是文学批评的工作之一部分”，解读期刊书评，乃是探究近现代文学批评的“活”历史的最佳途径。
期刊书评是我们客观、公正“检讨中国文学批评史”最得力的抓手。诚如丁帆先生所指出的，“对文学史上的许多细节进行理性的爬梳与分析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你会从中听到‘于无声处’的惊雷，当我们对历史慨叹一声‘原来如此’之际，我们才真正回到了文学历史的现场，才真正回到了历史真实的原点上……——掀开历史的一角，你就足以窥见舞台大幕后的大戏与风景”。
真实的文学批评活动是文学观念静态阐释与动态交锋的同义词。文学观念、文学理论的萌生、迁演、检验、定型从来都不是“理所应当”“水到渠成”的，而是在各个环节都可能遇到波折、阻遏、压制，甚至扼杀。不仅如此，近现代文学经典的产生、著名作家的认定，也是书评者经过提名、争议、妥协的结果，其间的一波三折绝非文学史教材三言两语、一句论断所能概括。
简言之，文学批评有它的历史逻辑、伦理关系，它是立体多维的。这意味着，当我们习惯于接受文学批评史教材的现成答案，而不深究答案自身所存在的偏狭之处的话，难免沦为井蛙、夏虫。我们应当承认，文学批评史教材是后世研究者对“文学批评史”加以整理的结果。“整理”所预伏的筛选机制必然会导致若干“有意义的”内容被“有意识地”清除出去，而被清除的内容一旦湮灭，我们对文学批评史的认知就更易于固化，这样的情况显然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期刊书评保存着文学批评的原生态资源，我们若秉持踏实作风和求真精神进入这座宝山，仔细勘查，奋力发掘，终将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