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历史名城广州，建城历史已逾2200年。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代“一口通商”时期，这片充满生机活力、新鲜奇异的岭外之地，是不少来华的外国人最先踏足的地方。

　　西方外交官、传教士、探险家、学者、商人、水手，形形色色的人写过各种各样有关中国的报道：《广州番鬼录  旧中国杂记》《利玛窦中国札记》《马可波罗行纪》《清代广州旅本》……在这些外国人的著作中，不乏对岭南独特文化的细致描绘。不少作者观察入微，以一支妙笔记下了当时的所见所闻，让两三百年前的岭南风貌跃然纸上。

　　《走向世界的岭南风情：外国人笔下的广东》一书，从西方人讲述岭南的史料文献中，披沙拣金，娓娓道来，描绘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晚清）广东地区的风土人情、民间习俗，为岭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维度。书中还配有大量珍贵的相关历史图片，以图证史，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往日的岭南旧时光。

　　《走向世界的岭南风情》由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的散文随笔组成，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明清两代传教士、商人等外国人对岭南地区的观察和记录，以他者视角呈现岭南的城市风貌与风俗民情。

　　全书分为“穗城画卷”“南国风情”“岭表奇俗”“洋眼观粤”四部分，作者引用大量已有中译的外国历史文献，以当代人读史的视角，生动讲述了明清两代（尤其是晚清）时期岭南地区的风俗、商贸与文化，呈现岭南作为中外交流枢纽的独特多元魅力，为研究该地区在明清时期的商贸、文化融合及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新角度。

　　书中有很多令人回味的有趣历史细节。例如，1757年广州成为唯一通商口岸后，“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行商“拿着尺子，丈量外国船只的长度并按照尺寸不同收费”，这种独特的征税方式，在现代人看来依然趣味十足。而面对当时华夷语言交流的障碍，岭南人创造出“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广东英语（洋泾浜英语），搭建了早期中外贸易的沟通桥梁。

　　书中文章内容丰富多元，涵盖历史、人物、科技、文化、物产、民俗等多个方面。通过外国人的文笔，我们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明清时期的岭南，发现那些被忽视的细节与独特的韵味。本书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更激发了我们对岭南文化的深入思考与探索。

　　作者简介

　　董兴宝，山东省潍坊市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曾担任广东清远市人民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清远市文联副主席（2015）。编著有《北江茶道》《清远故事》等多本著作，并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开设专栏。

　　精彩书摘

明代五羊城

　　它（广州）四周有坚固的城墙，构筑良好，也相当高。中国人声称，城墙自建筑以来已有一千八百年，但看上去几乎是新的。城墙很整齐，没有裂口，窟窿或缝罅，也没有丝毫使它毁坏的形迹。

　　这是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于1569年出版的《中国志》中，对明代广州城的记载，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繁华的广州城，《广东通史》等史志书籍多次引用该书内容。

　　广州，作为千年商都，自秦汉以来便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清时期更是我国对外贸易大港。

　　明代，大量西方传教士、使者、商人经澳门等地进入广州，留下了对广州城的诸多记载，在这些外国人笔下，广州城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

　　四大组成部分

　　对明代广州城做总体记载的外国人中，首推在潮汕地区被广东官府关押、获释后又在岭南旅行的西班牙人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尔特斯，他根据自身的观察，于1625年撰写《中国纪行》一书，特别提到将广州城划分为“四大组成部分”。

　　科尔特斯说：“囚犯被带到广州城，那天我们在许多河流的支流上航行，这条靠近广州城的河流的支流里的水就是这样。”这里的“囚犯”包括他本人，他与同伴被带到广州审问后获释，而此行让他得以细致地观察并记录广州城。

　　《中国纪行》中说：“广州整座城市可以分成四座大的城市。”其实，他的本意是说该城市有“四大组成部分”，而非相互割裂的“四大城”，其划分如下：

　　第一部分是水上居民和在城里定居的商人。他说：“城市的人们住在河上的小船里，一部分是专门住在这里的当地人，另一部分则是从其他地方行船过来的商贾。人流不断地进进出出，有的人是刚到这儿，刚开始做生意的，有的则是做完了生意要离开广州的，这些商贾和那些河流上的定居者的总数不少，单单是这座城市，就已经拥有众多的人口。”

　　书中所述水上居民，实为当时珠江及其支流上的“疍家人”。他留意到，这些人很穷，以船为家，船上住着夫妇、儿女、猫狗、小猪，存放着所有家当，船尾祈祷室里供着神像。每艘小船里的人都有自己的行当营生或职业以养家糊口。

　　第二部分是广州城的郊区。他说，这个区域坐落在河畔，有大量不同种类的建筑。交易会时期，这里有专门的房子供商人居住。葡萄牙商人原本不能进入广州城的第一道城墙之内，除非在交易会时期，由葡萄牙长官带翻译去与当地的海道副使等官员交涉，否则不得入城。

　　在《中国纪行》中，科尔特斯重点介绍了前两个部分，第三部分是第一道城墙之内的城区，称为“新城”。第四部分是第二道城墙之内的城区（老城），官员府第坐落于此。

　　这位西班牙人对广州城的划分颇为有趣，在他看来，老城是核心区域，也是当地官员的居住地。

　　当时广州的人口有多少？科尔特斯坦言，几乎没人告诉他确切数字，仅一位当地人说可能有50万居民。“不管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见过这么多人，也不觉得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能见得到这么多人。”

　　在他眼中，当时的广州人口众多，是世界著名大都市，其规模超过了同时代欧洲的许多城市。

　　明代广州地图广州城特写

　　比科尔特斯更早详细记录广州城面貌的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他在《中国志》中描述了广州城的面貌，此书被英国人收录于《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研读。《中国志》对此有记载如下：

　　城墙有七道门。城门宏伟高大，坚固而构筑良好，上有雉堞，不是方形，倒像台阶。城墙的其他部分没有雉堞。城门墙厚有十二步，城门从上到下包有铁皮，前有极坚实的吊闸，一直升起， 从不放下，但准备在必要时使用。

　　这段描述被《广东通史》引用，足见其史料价值。

　　克路士说，广州的城墙之所以非常坚固，是因为皇帝派专人来监管建造，经常来巡查城墙的情况，如果发现有损坏，就会及时修理，需要的费用从税赋中支出，从而保证了城墙的坚固和安全。

　　对于广州城的规模，他在书中说：“墙围是一万二千三百五十步，有八十三座城楼。”他特地强调，上述步数和城楼数量十分准确。

　　繁华的广州城给克路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广州城内街道笔直划一，没有转弯抹角的痕迹。大街比葡萄牙里斯本新市街还要宽，所有十字路和大街一样直，街道铺砌良好，靠近房屋的路面要高些，路中间要低些，便于排水。大街上有横过路面的牌楼，高大且建筑精美，街道因此显得美观，沿街房屋有一间接一间的铺面，铺里和牌楼下售卖多种商品。

　　作为南方城市，广州夏季雨量大，城市排水至关重要，这位葡萄牙人观察到的路面设计，正是古人在排水方面的智慧——雨水顺着街道排入珠江，避免市内积水，这些细节都被他仔细记录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