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他不仅是近代政治风云人物，也是个纯粹的读书人，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一生酷爱读书，人们对梁启超最为深刻的印象之一，便是藏书甚富。他的饮冰室藏书达3470种，41819册，尚有金石墨本及手稿、信札不可胜数。

　　书籍是学问主要的资料。梁氏读了哪些书？如何读的？这些书怎样影响着他的思想以及“文学”观念，又变革着他的文体？

　　理解梁启超，不妨从他的阅读史开始。《梁启超的阅读史》一书，集历史研究与文学分析于一体，试图揭示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术基础以及知识结构的一二侧面，为理解梁启超及其时代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资料，是一部深入探究梁启超学术成长历程的力作。

　　作者简介

　　石珠林，1998年生，安徽六安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文学阅读与接受史等，发表中英文论文数篇。

　　精彩书摘

从阅读史进入梁启超

　　阅读史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显学，相关成果如雨后春笋。有学者将其研究路径归纳为两种：一种是研究阅读与思想观念形成的关联，即探究作家的精神思想之渊源；另一种则是考察读物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即作品的传播接受史。对于本书来说，显然取径前者。具体到梁启超，则是探究他的阅读史与近代思想、文学观念的变迁以及文体变革之间的关系。但这并非易事，正如有学者感慨的那样：

　　倘若要对梁启超所接触、处理和接受过的思想资源，作一番章学诚所悬示的“考镜源流、辨章学术”那样的分梳性工作，我以为望而却步、视为畏途的研究者当不在少数。梁的学术兴趣实在太宽泛了，知识欲的强盛，远不是一般人所可以揣想。上溯远古，下及近代，举凡他的时代所能触及的，无一不在他的思想学术视野中。

　　的确，梁启超的“流质易变”似乎已经成了共识，以至于有学者甚至将其视为一种转型时期的“文化品格”，并加以研究。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说的那样：“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因此，仅仅是想要梳理他的阅读史，那工作就会显得线索繁杂，让人望而却步。因而，不妨转换一种思路，并不着力于面面俱到地梳理他一生的阅读史，而是以局部时间段的“阅读史”为“方法”、为线索，加之以类型的研究，探究“阅读”与其知识结构、思想资源的一二侧面。亦即，通过“阅读史”来探究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阅读史”与他的思想转变、“文学”观念及“文体”更新之间是否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

　　关于梁启超一生的经历、活动的分期，史家虽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突出重大事件、重要时间节点在梁氏生命中的重要意义是众多分期方法的共同点。梁氏1929年逝世以后，便有人作“盖棺定论”的分期：

　　窃论梁先生生平以著作报国，实有四十年之历史，此四十年间之事实，又可分析为四个时期：（1）为戊戌变法及逋日刊报之时期。（2）为运动立宪请愿及辛亥革命之时期。（3）为兴师起义讨伐洪宪及复辟之时期。（4）为入校讲学指导青年读书运动爱国运动时期。又第一个时期亦可称为维新变法之时期，第二个时期亦可称为立宪革命双方并进之时期，第三个时期亦可称为兴兵起义恢复共和之时期，第四个时期亦可称为讲学育才领导青年救国之时期。此系梁先生四十年报国历史中之四大纲领也。

　　张荫麟则将其置于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框架中予以述评：

　　任公先生一生之智力活动，分为四时期，每时期各有特殊之贡献与影响。第一期自其撇弃词章考据，就学万木草堂，以至戊戌政变以前止，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第二期自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成功时止，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之时期，而仍以“致用”为鹄的。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先生欧游以前止，是为纯粹政论家之时期。第四期自先生欧游归后以至病殁，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之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瘐，殆即以此损其天年，哀哉。先生第一期之智力活动，全受康南海之影响。此时期之梁先生，实为康南海附庸，吾确信即起梁先生于九原，当不以此为降抑之词也。而此后三时期之活动，实于此时期奠其基。

　　依据梁氏一生领导或参与之重大活动，将其著述活动分为四期，徐佛苏更多考虑的是外部时事对于历史中个体之影响；相比之下，张荫麟将梁氏一生之“智力活动”分为四期，则更多是从梁氏自己的主体活动出发。虽然，两者的划分都具有一定的依据，也归纳出了梁氏一生中的某些特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都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家学渊源对其为人、为文、为学的影响。儒家将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称为“三不朽”，即立德、立功和立言。粗略来看，这大致涉及三个方面，“立德”大致教人修身，即学会“做人”；“立功”教人成就事业，即“做事”；而“立言”则涉及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并将之流传下去，无论是“述”抑或“作”，即“作文”。纵观梁氏的一生，无论是其日后追述的“自证”，还是亲友的“追忆”，其幼年时期经受的家庭教育都是不可忽视的。

　　梁氏早期读书生活主要是在传统儒家教育环境中进行的，传统家庭教育是其主要内容，以傅斯年的观察，只能“谓之家学”。早年的生活背景和教育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学术发展不能说没有影响。虽然他自称“新民子”，但在“老童年”时期接受的仍然是传统的儒家教育，这是他不可磨灭的思想“背影”。《瀛环志略》等书成为梁启超认识世界的一个窗口，影响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之间差异的理解。乃师康有为的“长兴学说”对梁启超学术体系形成及其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接受这一学说的基础上，梁氏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

　　戊戌东渡，通过“和文汉读”——通过“目治”日文的方式阅读东、西学著作——获得的新知识使他能够绕过语言障碍，间接接触到西方的哲学、文学、政治以及经济理论。在日本期间阅读的日文书刊，使他不仅了解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还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有了深刻的认识。受相关观念及文章风格的启发，他创造并运用“新文体”来传播他的思想，这种文体结合了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和西方的逻辑思维，兼具“启人思”与“增人感”的效用，使梁启超的文章既有文学韵味，又具有逻辑性和说服力。

　　近代佛教的复兴不仅是宗教层面的，也是文化和哲学层面的。梁启超对佛教的兴趣，特别是他对佛教哲学的深入研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详细追溯梁启超接触和研究佛学的历史，从他早年的佛学启蒙，到后来的深入研究，始以“发现”，继而“发明”，梁启超将佛学融入自己的学术体系之中，将佛学与经世致用、格义和养心相结合。这些不仅反映了梁启超对佛学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试图将佛学应用于现实社会问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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