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大，山高水长。2024年，中山大学迎来建校100周年。怀士堂前的毕业照，恩师学长的教诲声，孙中山先生“立志要做大事”的思想回响……点点滴滴的旧日时光，如青藤攀上康乐园的栋栋红楼，勾起百年的深长情思。
《中大往事》是中山大学中文系黄天骥教授所著的回忆性随笔结集。2004年，本书首度问世，以“一位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细数作者与中大的前尘过往。2014年，本书出“增订本”，增补了作者撰写的与中大相关的碑记。
2024年11月，喜逢中山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中大往事》也迎来了“百年校庆典藏版”。作者对全书文字作了细致的修订，增添多篇新作，配上珍贵的历史图片，使本书成为献给中大的一份特别礼物。
黄天骥教授自1952年起进入中大中文系念书，毕业后留校教书育人，与中大结缘逾七十载。《中大往事》不仅是作者一个人的中大记忆，也是一座校园的今昔，更写出一众学人的心史。
书中收录作者多篇散文作品，纪事、怀人、写景，文笔充盈着茉莉花香似的淡淡的、幽幽的书卷香气，清新雅致，又不失灵动性情，将百年中大的往事娓娓道来。
作者简介
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有《黄天骥文集》十五卷，及《唐诗三百年》等。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获“全国模范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等称号。
精彩书摘
中大的掌门人
黄天骥
参天大树
在一所大学，党委领导和校长的教育思想、一言一行会影响校风、学风，一代接着一代，从而形成了一所大学的传统，关系到学校的兴衰。到现在，人们为什么常常提起和怀念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许崇清、柯麟诸位校长？这是由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高尚品德，春风化雨，熏陶和影响了整个学府。这些大学里的掌门人，为祖国教育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余生也晚，一九五二年考进中山大学时，校长正是许崇清教授，副校长兼党组书记是冯乃超教授，还有一位副校长是陈序经教授。
那时候，许校长兼任广东省副省长，我也只在新生入学典礼时听过他在小礼堂的一次讲话。讲话的内容我全忘记了，只记得他在怀士堂的讲台上，用桂林腔的官话对我们大喊一声：“大学生们！”我大吃一惊，也很意外，他不是说“同学们”或“同志们”，而是强调“大学生”。当时，我感受到强烈的震动，意识到我已经是大学生了，成人了，再不能像在中学时那样胡蹦乱跳了。这“大学生们”四个字，对我来说，真胜过千言万语。
许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在中大长达近百年的历史中，他曾三次出任中大校长，前后共计二十年。一九五二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大和岭南大学合并，他和冯乃超、陈序经两位副校长通力合作，坚持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那时，康乐园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许校长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就在那天，传闻马岗顶上的一棵大树突然倒下，许多中大老员工窃窃私语，觉得是老校长逝世的感应。当然，这只是事出凑巧，但也可以看出人们对老校长的敬悼之情，人们将他视为康乐园的参天大树。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高校知识分子需要加入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大，则是由党组书记冯乃超同志全面领导和执行这项工作。冯副校长强调：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教职工，思想改造不能一蹴而就，应该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在党委的主持下，让知识分子自觉地认识到，改造旧思想，接受新事物，是出于自己提高觉悟的需要。正是在他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由于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老师们坦率地检查过去，诚恳地互相提醒，彼此心情舒畅，这反而促进了原来的从石牌迁到康乐园的中大学人和原岭南大学教工之间的团结合作，让从旧社会不同道路走过来的人形成统一认识，亲密无间。广大教工曾共舞于朝阳，亦相扶于风雨。于是，由两校合并而成的新中大出现团结奋进、欣欣向荣的局面。大家都明白，这局面的出现和冯副校长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关，也和他“润物细无声”的思想工作方法有关。因此，全校师生对诚恳谦逊和正确领导的冯副校长十分爱戴，直到现在，老一辈的中大人谈起冯副校长，都会肃然起敬。
陈序经副校长是原来岭南大学的校长，他非常爱惜人才，许多著名学者如陈寅恪、容庚、高兆兰等教授，都是由他敦请到康乐园任教的。而他自己也是卓越的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大学者，在一九五三年，他和陈寅恪、姜立夫三人同被国务院评为一级教授。
原中大和原岭大两校合并后，陈副校长主持新中大的总务和校园建设工作，事务纷繁，但在他的领导下，校园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井井有条。陈副校长尊重和爱护每一个教工和学生。当年，处于晓港附近的康乐园还属于广州市的远郊，交通很不方便。当然，校长们到市区办事有小汽车接送。而老中大人都知道，凡是陈副校长要到市区，当看到路上有师生或员工也要外出时，一定让小车司机停车，邀请出行者同车外出。他处处关怀师生，平等待人，成为老员工们津津乐道的佳话。在几位校长的领导下，新中大欣欣向荣，教学、科研取得全面发展，形成了团结务实、勇于开创、爱校如家的校风。
中山大学还有一位卓越的校长就是柯麟教授。一九四九年以前，他在长期的行医生涯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原中山大学的文理科院系与岭南大学相关院系合并，组成新中山大学；同时，两校的医学院系也合并重组，后来广州的光华医学院并入，由此成立新的医学院，成为新中大的一个部分。自一九五一年起，柯麟就任医学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记得当年我在康乐园学习时，医学院的同学也和我们在一起上课学习，每天下午五时的文体活动时间，我们在一起唱歌跳舞，跑跑跳跳。到了一九五三年，医学院的师生才离开了康乐园，组成中山医学院，搬迁到广州的老市区，由柯麟教授担任院长。在新中国的医学教育战线上，柯麟以自己的远见卓识，爱护、团结知识分子，汇聚了陈心陶、陈耀真等八大教授和以陈国锐教授等为代表的大批医界名家。他从严治校，奖掖后进，对师生提出“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的要求。在他的引导下，中山医学院红色基因、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医学教育和医疗水平走在全国的前列，柯麟教授也被誉为一代宗师。
二〇〇一年，中山医科大学又一次和在康乐园的中大结合在一起，两校互相回归，共同组成了二十一世纪更大规模的中山大学。这两所学校同根同源，分别是教育部和卫生部直属的重点大学，也共同继承了由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亲手创立的优良传统。所以，尽管柯麟校长和医科大学师生离开了康乐园二十多年，但在中山大学建校以来近百年的历程中，彼此一脉相承，柯麟教授当然是这所历史名校中卓越的校长之一。二〇一七年，中山大学北校区的附属第一医院将新建成的手术室大楼命名为“柯麟楼”，这也是中大全体师生对这位杰出的校长永远的纪念。
“嘉人同志”
人们都知道许崇清教授曾三次出任中大校长，却不知道李嘉人同志也曾三次出任中大校长。李校长也是教育家，曾当过小学和中学教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系统研究教育的问题，深谙教育的规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和柯麟校长一样，在香港和广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和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建立统一战线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九六五年，李嘉人被任命为中大副校长兼校党委第一书记。李校长既沉稳和善，又敢于坚持原则，他经常探访老教师，和青年教师散步聊天，广泛征求大家对教育改革的意见。当时，他目睹教育方面的种种乱象，经过调查研究，立刻部署全面加强基础学科教学和科研的措施。一九六六年，他被免去校长职务，赶出校园。
一九七三年，李嘉人又被调回中大，出任“革委会主任”（实即校长）。当年，工农兵学员们学习书本知识的热情很高，提出要在康乐园“用麻包袋装知识”。嘉人同志很了解当时学员们迫切追求知识的心态，他要求各系在只有两年的学制中，除了适当参加劳动和社会调查外，也要强化对基础知识的学习。当时，他要求各院系注意安排各种课程的措施，受到刚从农村工厂抽调来校学生的热烈欢迎。他顶住种种压力，重建和扩建数力系，复办了被拆散的外语系。而且，在他的支持下，戴镏龄、王宗炎等被调派到外校的名师，又重新回到了康乐园的怀抱。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康乐园重新呈现出勃勃生机的景象。一九七六年，他又被免职，离开了中山大学。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李嘉人第三次回到康乐园，重新担任中大校长兼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他迅速拨乱反正，恢复一切行之有效的教学制度。为了坚决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李嘉人排除一切干扰，认真做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使广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地重回教学工作岗位。此外，他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知识分子，只要德才兼备，他就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和充分的信任重用。一时间，“嘉人同志”四字成了老中大人最感亲切的话语。
长期的劳累和损耗，让李校长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入院治疗，还要做一次大手术，身体十分虚弱。但是，为了建立起中山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间的交流关系，他不顾病后元气尚未完全恢复，提前出院，毅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于一九七九年五月率领中山大学学术代表团，远渡重洋赴美访问，打开中美高等教育开展交流的局面。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底，李嘉人因突发急性心力衰竭去世，中大从此失去了这位在校园最困难的时期殚精竭虑、奋斗不止的好校长。
一生奉献
在李校长莅校之前，即从一九五八年左右开始，中大名义上仍由许崇清教授任校长。冯乃超副校长患病休养，陈序经副校长则被调往南开大学工作。实际上，学校的领导已像走马灯般更换了好几位，如聂菊荪、陈斌、刘望远、马肖云等，他们一般都是干了一年多便另有任命。长期留在康乐园从事领导工作的则是黄焕秋教务长和曾桂友副书记。
黄焕秋从一九五二年任中大副教务长，主管全校教务；曾桂友则从一九五八年开始主管人事和科研工作。曾桂友能力很强，凡是见过面的教师，第二次就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这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据知她自一九三八年即在延安抗大学习，记人是长期锻炼出来的从事组织工作的本领。焕秋同志和她都特别注意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青年教师经常要带领学生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和社会工作锻炼，他们经常提醒教师：必须抓紧时间，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记得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路过，刚好遇见他们两位从黑石屋出来。桂友书记便喊住我，我以为有什么事情要吩咐，赶紧下车，站在路边。谁知焕秋同志走过来问我，近来看些什么书？我赶紧回答。他又问：“有读过有关教育学的书籍吗？”我实在没看过，只好回答：“没有。”但我告诉他，在当年中文系四年级的课程中，作为必修课，我们学过逻辑学，也有学过由陈一百老师（后来任广州师范学院院长）开设的教育学。大学毕业前，也曾到中学进行过为期三个月的教学实习，因此多少掌握一些教育学的基本知识。焕秋同志立刻提醒我，作为教师，应该注意有关青年心理和学校学科管理的问题，应该把它们视为自己提高业务水平的重要方面。这番话，我一直牢记在心，让我明白了作为教师的责任。
在焕秋和桂友同志的主持下，当年中大推行了一项培养“重点青年教师”的措施。做法是校领导和各系主要领导以及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从思想品德和教学科研方面，经过认真的考察，在全系中确定一两位青年教师，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培养对象的名单则绝对保密。如果过了一段时期，校、系领导发现被栽培者或进展不大，或身体出现了问题，便暗中换人，另选培养对象。
我们知道，在教师成长的过程中，有起有伏，有快有慢，这是很正常的事。学校根据教师的状态，适当挑选、调整，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做法。当然，未被选入或被调整者毫不觉察，这就不存在面子得失的问题。同时，被选为重点培养对象者，连自己也是毫不知情的。据知，有一位青年教师到校图书馆借书，按当年规定，每人只能一次借五本书。当他填好书名，管理员看到借书证上的名字，打开抽屉一看“通知”，便告诉他可以再多借一本。那位老师不明就里，管理员也只是照章办事。原来，这位青年教师被选为重点培养对象，能在图书馆里多借一本书，就是学校对他的特殊照顾。
在打倒“四人帮”后，中大像蒲蛰龙、容庚等老一辈的学者精力逐渐衰退，康乐园中教学、科研以及行政的担子，实际上也都由之前被称为“黑尖子”的青年教师挑了起来。像物理系的郭硕鸿、李华钟，数学系的林伟，地理系的李见贤（黄进），哲学系的李锦全，历史系的蔡鸿生、姜伯勤，外语系的桂诗春等，都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骨干。到现在，当年被党委选为“重点培养对象”的青年教师都成了老人或古人，但他们接过上一辈老师的棒，并将之传递给当今的学者，一代又一代，传承发展，造就了中山大学的学风。
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四年，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黄焕秋教授除了下放锻炼和调任到暨南大学担任了两年校长工作外，他历任中大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以及校长兼党委书记。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山大学的教育事业。
在“文革”后拨乱反正的阶段，黄焕秋校长注意做好和岭南大学校友会沟通联系的工作，进一步加深了海内外校友的情谊。在他的协调和推动下，康乐园建成了岭南学院，短短几年，岭南学院在国际金融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卓越的成绩，蜚声海内外，成为康乐园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黄焕秋校长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心劳力，他高贵的品质成了老中大人的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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