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潮州，你会想到什么？是现当代文化名家辈出的风水宝地，是社交平台上大火的景区牌坊街、广济桥，是气魄雄厚的英歌、轻婉悠扬的潮剧，还是热气腾腾的工夫茶、令人欲罢不能的生腌？

　　实际上，潮州，远不止你看到的这些。古城墙背后，还有无数密码等待你解开。

　　南方日报潮州记者站长期深耕潮州、观察潮州、记录潮州，对大量史料进行了“南方角度”的“深加工”，经四年深耕细作，形成“潮州密码”专栏，通过媒体笔法使潮州文化相关研究以更为亲和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潮州密码》一书辑录其中31篇文章，问大众之欲问，答大众之欲知。在精选精编的基础上，书中还增加了因报纸版面限制而未能刊载的图片、图表，共收录图片近300张，其中不乏珍贵史料照片，文图呼应，打造一把开启潮州文化理解之门的“钥匙”。

　　本书以普及潮州文史为出发点，以时下热点勾连潮州的历史、文化、风情，以生动图文呈现潮州文化相关研究成果，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为广大读者提供全面系统认识潮州的文化读本，促进文史研究、潮学研究成果与大众接轨，实现深度传播。

　　全书分为“文脉”“地标”“英贤”“艺韵”四个篇章，选取一批最具潮州特色的文化符号进行解读，从文化源流、名胜古迹、文化名人、革命志士、民间艺术和饮食文化等视角切入，通过破解符号里的密码，帮助读者认识潮州、读懂潮州。

　　作者简介

　　苏仕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潮州记者站站长。

　　达海军，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清远记者站站长。

　　精彩书摘

潮州文脉，书院何载？

　　江畔的韩文公祠，韩愈手植的那棵橡木已不知所终，但新生的橡树高大笔直，立于祠前，郁郁葱葱。古代潮州以橡木开花作为士子登科的吉兆，韩愈亦成为潮州与中原文化接轨的重要联系。韩愈走后，慢了中原半拍的潮州开始种下儒家文化的种子，并在之后以一座座书院、精舍为载体，培养中华文化血脉之中的士子精神与文人风骨。

　　发端：潮二书院　他郡所无

　　韩愈因忧心社稷、秉笔直言获罪被贬至潮州，刺潮八月即走，此后再蒙圣恩，“为朝散大夫，守国子监祭酒，复赐金紫”。但朝代更迭不可变，江山易主难追回。唐末，风雨飘摇，兵荒马乱，官学废弛，南唐当权者在升元四年（940年）将白鹿洞学馆办成国学（国庠），为官办书院雏形。同时，离乱中的士人自发办学，五代时期的书院被钱穆先生喻为“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在乱世之中保留复兴学术的实力，“必大兴于后世”。

　　韩愈离开潮州后，中原霸主几经转移，但潮州山水却终以“韩”命名。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潮州知州王涤在城南建昌黎伯庙，祀韩文公。此后，历代知州知府续修韩庙，供奉韩愈。

　　书院发端于唐，兴于宋，南宋理宗时起，书院制度在全国普遍实施。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郡守郑良臣在韩庙故地建书院，“外敞二门，讲堂中峙，匾曰城南书庄。后有堂匾曰泰山北斗，公之祠在焉，旁立天水先生赵德像”。潮州文史专家曾楚楠在《拙庵论潮丛稿》中写明，从宋淳祐三年（1243年）到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的韩山书院，皆在城南七里的韩庙旧址。

　　华南理工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黄婉怡在《中国古代书院教育思想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文中提到，古代书院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书院和书院领导者所属的学术派别一体化，如宋代理学与书院一体化，明代心学与书院一体化。

　　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以广东转运使的身份巡历至潮州，留下《题大颠堂》一诗。南宋淳祐九年（1249年），其后人周梅叟任潮州知州，顺应当时宣扬理学的风潮，在如今潮州古城上水门一带建立元公书院。靠近当时州学的元公书院割用了州学教授办公处所的一半，规模与韩山书院相同。

　　潮州首所书院韩山书院与元公书院皆由地方官倡设，在当时已有州学的情况下作为补充。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吴榕青认为，南宋理宗之后，各地的官办书院也是一种地方官学，学、院并行，互为补充。例如韩山、元公两书院，山长由州学教授兼任，仿照州学模式开展教学管理。《三阳志》对这两所书院的设立如此记载：“潮二书院，他郡所无。文风之盛，亦无所不及也。”除了韩山书院、元公书院，宋元时期的潮州还有地方进士胡申甫私人创办的京山书院以及元代后期官办的得全书院。处于发端阶段的潮州书院未能留下太多记录，但确可印证潮州当时在以科举为目的的州学之外，出现了因人而设、以人为重的书院。

　　兴盛：试问岩岩诸学士　已闻曾与未闻同

　　游离在官学与民间办学之间，书院的发展规模与文教政策、政治斗争、官学兴衰密切相关。明初朱元璋下令“改天下山长为训导，书院田皆令入官”，这一时期书院沉寂无闻，此后官学日渐腐败，官学与书院错位发展，至嘉靖、万历两朝，名儒讲学的风气渐起，书院“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

　　据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孔祥龙《明代广东书院研究》一文统计，明代潮州府范围内共有30所书院，书院数量排名广东第三。吴榕青认为，明代潮州书院数目之多，是明代中叶阳明心学在潮州传播的结果。书院在潮州文化的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儒学教育方面，书院的密集出现体现了潮州文化崇文重教的特征。

　　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同时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广收门徒，宣传他的思想主张，闽粤众多士子学生入王门，自此王学流播于岭南。其中，潮籍学子薛侃为王阳明高徒，为王学在粤东的传播起到极大推动作用，而其载体，即为书院。

　　“晨昏二十四敲钟，声彻前峰并后峰。试问岩岩诸学士，已闻曾与未闻同？”薛侃在《离山书院钟铭》中不无自信地发问：来这里的众位学士，你们听讲前与听讲后境界、感悟可曾一样？

　　在如今的潮安区庵埠镇凤陇村虎尾山麓，可见一个高1.7米、宽3.3米、深7米的岩洞，洞口巨石横刻“中离洞”三个大字，落款“皇明嘉靖五年进士薛侃立”。嘉靖三年（1524年），薛侃因母亲去世而回到家乡潮州守孝，与其弟、侄依仗天然岩洞在山麓修筑讲学之所，因其“三山并耸，中通外直，又似于离”，遂名“中离山”。

　　“那时，四方学者、乡里百姓都可以来听，文化在学子间传播的同时，又下移到民间。”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孔令彬介绍。山林秀色中，在潮州就任的外省官员、周边地区的学子儒生，都追随这位王门高徒。《中离行状》记载，彼时“日与士友讲学不辍。四省同志闻风远来，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

　　薛侃三次在家乡讲学，第三次在嘉靖十年（1531年），薛侃因被诽谤而削职回乡，倡建怀慧祠，即宗山书院，祭祀王阳明兼聚徒讲学，地方官员又拨款购置院产。《怀慧祠记》中记载，“中为祠堂，作为讲堂，右为经楼，为宴会厅，翼而环之以书舍，萃生徒肄业，可居百人”。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广东考取进士10人，潮州占7人，一时间朝野瞩目，而其中4名皆为听过薛侃在中离山讲学的士子。既游学于山野之间，亦求取功名在庙堂，通过书院，儒学本身亦在行进探索。孔令彬认为，从朱熹到王阳明，儒学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依靠书院得到补充与传承的鲜活力量。

　　在潮州，王学的推行还有另外的地域背景。明朝，韩江流域经济因海上贸易发达而蓬勃发展，潮州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商贾阶层成为潮州社会重要力量。在传统儒家价值体系中处于末流的商贾在王学中找到自我认同与社会归属。王阳明提出，“虽经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认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肯定商人的社会价值。谢海生在《潮汕的春天还会到来吗》一书中认为，薛侃引导王学入潮，在传统科举和文教之外，为大众指出了一条超凡成圣的道路，推动了潮汕务实精神和重商传统的形成。

　　除中离书院、宗山书院外，玉华书院、南溪精舍等聚徒式书院为潮州浓厚的学术氛围、稳固的学术师友队伍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以研讨学说、交流学识、推广理论，讨论地方之情况，追求理论之精深。

　　山阴会稽人季本在嘉靖四年（1525年）被贬至揭阳，在任期间倡建学校，推行乡约，任满离开时，百姓拦路挽留以致车马不能前进。季本曾在中离山游学，写有咏中离山十八景的诗歌，感慨“中离此日藏修地，应作人间胜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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